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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红楼梦报纸网络与新媒体传

发布时间:2018-4-23 14:58:46   点击数:

作者:李虹

内容提要:相对于学术期刊而言,报纸和网络新媒体的定位是通俗易读,有时效性。梳理年在这一范畴内的红学研究,可以看到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不论是报纸还是网络新媒体都有深化细化专业化的研究趋势,特别是在各项传播活动中,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的输出,而越来越于文化价值的层面。

关键词:年红楼梦报纸网络与新媒体年度活动

年传统文化依然热度不减。特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后,与中国传统相关的各文化领域空前繁荣。集大成之作的《红楼梦》,在这一年里更是成为被广泛讨论和使用的文化元素,从学术研究到普及型阅读,从文化活动到日常生活,几乎随处都能看到《红楼梦》的身影。沟通媒介的改变,手机、电脑、阅读器以及通讯网络等设备的普及,既改变了《红楼梦》的阅读方式,也带来了研究态度和传播方式的改变,继而影响了《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呈现出来的面貌。

鉴于各种媒介传播的方式虽然有异,但在内容乃至形式上有许多交叉,本文试以媒介类型为分类标准,对其内容的不同侧重进行论述。由于所涉及到的内容信息庞大而芜杂,笔者能力所限,管见所及,难免挂一漏万,还请读者不吝指正。

一、报纸类刊发的相关文章

根据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的统计,本年度以“红楼梦”为主题的文章有36篇,以“曹雪芹”为主题的搜索结果有4篇。而根据中国知网(CNKI)的统计,年刊发在报纸上的相关文章大约有篇。相对于日益庞大、深入渗透我们生活的互联网来说,传统纸媒的没落显而易见。不过,纸媒的稳定依旧呈现了较高程度的学术性,印刷出版的文字对义理与辞章也更为讲究。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团结报》以及《深圳特区报》等纸媒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红学史的钩沉、小说的翻译与传播以及文本分析与鉴赏等方面,不乏新知卓见。

1、红学史钩沉

《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21日刊登的宫立《吴组缃关于红楼梦的一封佚信》一文,对吴组缃关于《红楼梦》的一封佚信进行了钩沉与探析。该信写于年,是吴先生给“电脑红学家”彭昆仑先生的信,未见于其他文集中。吴先生在信中对“用最新的科技工具和方法体察情理”的方法进行了含蓄的批评。他认为,《红楼梦》的艺术构思“执我国自古写意、写神、写韵之传统,其极致则往往有意识地’得意忘形’”,所以他“不赞成有些红学家援引书中所具数字来作考据”,而认为小说与诗词一样,有“重神似而不顾形似的信念”。此外,宫立还进一步援引了吴组缃曾在《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一文,强调我国古代小说更讲究的是神似。对小说各类数据的确定一直是部分学者的学术追求,该文借由吴先生的这封佚信,对这种治学倾向提出了质疑。

严谨考证,客观批评,这是前辈学者秉承传统治学精神所共同具有的风范。年年初,文史专家冯其庸先生不幸去世,许多报纸媒体刊发了相关的纪念文章,缅怀前辈的同时,也对其学术精神与学术品格再一次进行了深刻学习与思考,《文艺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均有不同文章发表。

3月3日《文艺报》刊登孙伟科《红楼奥义隐千寻——纪念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一文说,大学问,都是从细处着手的,也是从一字一句出发的,冯其庸是大学者,但其研究则是始于足下,他的学术风格是从不做凌虚蹈空之论,反对华而不实和哗众取宠。

4月9日《新民晚报》刊发一组文章来纪念后辈学人对冯其庸先生的追忆。如王剑虹《整整七个月,他用小楷抄了一本红楼梦》,詹丹《我与冯其庸先生的几次相遇》和王瑢《风雨人生淡然在心》等。

7月28日,《文汇报》发表了孙逊《“曹公不是要把黛玉写成绝世美人”——忆冯其庸先生》一文,回忆了他们年在校勘注释小组中曾经热烈讨论过的“花魂”还是“诗魂”的问题,并由此追忆了冯先生对版本异文如何择善而从,以及冯先生在红学以外的学术与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9月27日,《中华读书报》刊发董建国《梦里乾坤大书中意味长——品读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一文,对冯其庸先生以传统的评批方式解析微言大义、严谨的考证理念贯穿评批始终、以细微的剖析意趣渗透字里行间、以客观的评批态度揭示人物特色、以多维的考察角度解密大观世界、以思辨的哲学语言诠释红楼艺术、以科学的逻辑理论叙写故事脉络、以博大的艺术胸襟涵容文学主题等八个特点进行了论述。

2、文本阐释

一部小说得以不断流传的原因依然在于其文本阐释的历久弥新。报纸因版面有限,更适合刊登妙趣横生的此类文章。其中,又以《文汇报》《新民晚报》《深圳特区报》刊登的相关文章最多。《新民晚报》和《文汇报》是历史悠久、面向寻常百姓的两家报纸,有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和专题栏目,如詹丹、刘晓蕾、戴萦袅等,刊登的文章通俗有趣,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文学性,具有鲜明的都市文化色彩。而《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是深圳特区的权威主流媒体,对《红楼梦》的解读另辟蹊径,主要着眼于小说中各种经济现象。

这些文章大多选取小说某一细节,进行深度分析,以小见大,篇幅不长,或以理性见长,或偏感性体悟。如詹丹的《红楼梦中的墙和窗》(《文汇报》5月3日),选取小说中对墙与窗的表现手法,以展现作家对叙事空间的巧妙架构。作者说,“人际交往,常常因墙而阻隔,又因墙上开窗实现了部分交流,但阻隔了什么,交流了什么,在不同的场合自有其不同的作用”。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王熙凤和贾瑞、柳湘莲和薛蟠的情节设计中。王熙凤与柳湘莲,不同性别,不同阶层,却都面临被人轻薄的境遇,同样选择了报复,却又展现出不同的场所与手法。“王熙凤的报复方式是把贾瑞约进来,是处于室内的报复,是一种女主内的方式,所以墙在这里就成了王熙凤报复他人的有力工具。柳湘莲需要的是一处开阔地,而王熙凤需要的则是一条被墙封闭得严严实实的走廊。在这里,人物的报复方式和他们生活的世界是紧密相连的。”由此,通过作者的分析与阐释,原本在小说中静置的细节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也更加突出了《红楼梦》在艺术手法上的独具匠心。

再如,宝黛爱情是个古老的话题,从小说诞生起就被读者全方位地进行解读,而詹丹的《真情萌动与宝黛心病》(《文汇报》6月7日)一文则选取了伦理与心理情感的角度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宝黛爱情之所以最终成为悲剧,不仅是因为古代社会的正统意识,不允许男女自由见面,更不允许有两情相悦的自由结合,还“因为男女真情相悦、自由恋爱,不但是对家长权威的挑战,也有可能破坏社会伦理层面的家族联姻关系”,“如果两性关系是建立在真心相爱的情感基础上,那么男女之间就要开始讲平等,甚至男性要低三下四了,一旦动了真情就意味着,曾经的大男子在两性关系中有可能将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卑微的位置,而这才是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不能接受的真正理由”。这样的分析不再局限于小说本身,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关系也是一种剖析与探讨。这种对感情的探讨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二尤之死与红楼女性的感情绝望》(《新民晚报》7月2日)中亦有所阐述。与宝黛爱情悲剧的被动有所不同,红楼二尤的故事更为惨烈主动,更加显露出社会生活的底色。不论是尤二姐面对调戏时的反击无力,还是尤三姐近乎癫狂、泼辣酣畅的抗争,生活在底层的女性在彼时的社会中感受到的只有绝望。她们最终都选择了自杀,把自己毁灭给男性看。

报纸是都市生活的缩影,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伴随着都市文化的生活方式出现的,也因此更愿意表达对饮食男女世俗生活的展现与剖析。

刘晓蕾的《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吃货指南》(《文汇报》12月7日)一文从两部小说对饮食描写的不同手法入手,将其中不同人物展现出来的是贵族美学还是市井气息,进行了生动的比较。作者说,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都懂吃,“骨子里都是对生活热烈而绝望的爱”,但《红楼梦》里的吃,“写的是遥远的回忆,以及对美好生命的怀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气氛、格调和文化,是生活的美学,是诗意生活的极致”,“看见的是哀伤,是一去不复返的繁华、青春和爱”,而《金瓶梅》里的吃,“看见的是寂寞,是沉重的肉身无休止的欲望”。文章不追求学术性,但文字唯美,充满了作者自我对小说文本的感悟。

再有,“诗与远方”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文艺化表达,是人们为了表达对某种超越物质与现实生活的理想与向往。而刘晓蕾《红楼梦里的诗与远方》(《文汇报》6月21日)借此概念叙述了小说第48回由香菱学诗带来的一系列联想。香菱是小说中第一位出场的女性人物,命运多舛,“经历了这么多,所遇皆无一个好人”,“但她,能看见乡村夜幕下的炊烟,那烟,碧青,连云直上”,所以她是“天生的诗人”。对现代人来说,“诗与远方”或许是超越平凡生活的一点眺望,或许是对现实生活的诗性反抗,香菱原本也差不多是这样,直到命运轻轻的转了一个弯。所以作者说,整部《红楼梦》其实是命运的故事,也是人与命运如何相遇的故事。“整个世界都充满恶意,她还能拥有如此丰富的审美与感受力。”

这种文字优美,充满对命运不断反转力量的文章,易于现代人的自我代入,引发读者的同情与联想。不过这样的解读是否背离小说原著的意旨,却是臧否不一的。詹丹在《香菱学诗背后,恰恰是诗的毁灭和远方的消失》(《文汇报》9月21日)一文中说:“以我之见,写香菱的诗性情怀,恰恰是为了说明这种个人情怀连同整个人生难逃悲惨的社会命运,从而把批判的锋芒引向了诗的外部社会。解读由此取向,才能真正理解《红楼梦》的价值所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人物力量衰弱之征兆,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自我安慰。所以究竟能否’照见生命、救赎自我’,或者说只是照见了一个脆弱的生命和被社会无情播弄的自我,实在是有待细究的。”不同观点的背后,隐约可见两种不同的阅读态度。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特别是随着对生活史和小说社会背景研究的深入,很多文章小说“大旨谈情”以外的话题,比如经济、政治、法律等。如在《深圳特区报》长期开设专栏的张麒,在年以平均每月一篇的速度,刊发了11篇(截止到12月初)文章,内容涉及工匠精神、三农问题、中医药养生、古玩收藏、乡愁经济、饥饿疗法、清初商业环境等与经济民生相关的问题,贴合现代社会政治环境与日常生活,十分引人。如近年来讨论较多的工匠精神,作者大致梳理了小说中精美的手工艺品如苏绣、璎珞、玻璃炕屏等,并说“工匠精神的目标是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其他同行无法匹敌的卓越产品”,“这种精神,不光在《红楼梦》贾府的物用器物上得以观照,也在贾府主人以及其生活的社会流通大环境里得以体现”。而对今年格外重视发展的传统中医文化,作者也提出,“中国文化,有中国人独特的发现、独特的心思,融入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有中国人秉持的生存观念和生活态度”,而“中医文化博大精深,这里面有易学、玄学、天文学、物候学等知识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医学的精髓”。

再如,张未然《红楼梦里的家庭财产制度探析》(《人民法院报》10月13日)对小说中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官俸或随嫁等特有财产的处理,以及世袭前程、嫡庶、户绝立嗣等继承问题,立足于法律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思路,对《红楼梦》里的家庭财产制度进行了检视,力求发掘当时社会中法律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此外,廖太燕《从医学视角解读红楼梦》(《中华读书报》11月1日)、袁恒雷《红楼梦中的苏绣与苏州绣娘》(《中国艺术报》7月24日)和玄子《从屏风管窥红楼梦的物质世界》(《科技日报》8月18日),也分别从医学和工艺美术的角度,介绍了几则与医学和苏绣、屏风的相关史料与论述。如廖太燕文章中援引了《申报》在年和年刊发的关于肺病的几条记录,并转述了年习斋对大观园中的几位主要女性病症的推测,认为当年习斋对这些疾病的推测虽然大胆,但也从医学知识的角度证明曹雪芹的高明之处。

再如张未然的《王法重要,“脸面”更不能舍》(《检察日报》12月1日)和《冯渊案的法社会学分析——由个案看红楼梦的写实性》(《人民法院报》5月26日)两篇文章,从法律的角度,对王熙凤和探春在理家时的不同策略,以及在冯渊被打死一案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阐释。他认为,在中国文化里,作为一种文化资产,脸面、面子,对一个人、一个家族、团体至关重要。而由薛蟠打死冯渊一案,可以对清代社会中的同性恋现象、人口买卖的合法与非法、良贱不婚的婚姻制度以及传统的司法制度等一探究竟,进而深化了对作品的理解。

同样是对清代社会生活的探析,侯会《从红楼梦看清朝贵族生活》(《文汇报》2月13日)与陈大康《细读红楼梦:乌庄头缴租背后》(《文汇报》7月12日)的是小说中的经济状况。侯会认为,“除了那张清单略显寒酸外,抄家这一回写的还是很成功。抄家这类情节,未曾经过者是难以想象、无从下笔的。”“程甲本中那张颇为寒酸的查抄清单,或许更能反映曹家在江宁末期的真实经济现状……也符合历史文献对曹家末日状态的描述。”而陈大康将荣宁两府所能得到的收入与各项支出一一剖析后提出,“贾府的庄田连年歉收,身为农民的刘姥姥家却是’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生活在商品交换发达的封建社会晚期,根基却是早期的农奴制,这样的经济体系不崩溃才怪呢。连年歉收使贾府奢华生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府内的分配制度也受到了冲击,使潜伏着的经济危机终于表面化的正是乌进孝缴租,它看似与情节无关的突兀,却是全书基调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奏曲。”

3、文化赏析

《红楼梦》中集民俗、园林和茶文化于一身,是传统文化用以传播与普及的经典文本。胡文彬《梦中园林纸上大观》(《人民政协报》8月14日)和《哲思之见盛世大观——红楼梦中描述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人民政协报》12月4日)探讨了自《红楼梦》行世之后的一系列大观园问题。胡先生说,大观园讨论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处是有关大观园的“原型”究竟在南在北的问题,但是读者想要获知更深一层的知识和信息,乃至从史学的、哲学的、美学的、建筑学的、园林学的高度去解读大观园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有必要从园林艺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渗透与影响入手,着重解读《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景象与曹雪芹的造园思想。

张泽文《红楼梦里的元宵节》(《团结报》2月9日)、刘金祥《红楼梦里的茶香》(《中华读书报》8月9日)和张未然《红楼梦与“孝”文化》(《人民法院报》9月1日)分别由小说文本入手,对所涉情节进行了历史文化背景的阐释与描述。戴萦袅在《新民晚报》上开设专栏,对《红楼梦》里的人物、情境、传统艺术、民俗节气等话题展开讨论,因已结集成书《微观红楼梦》,此处不再赘述。

4、思想主旨

关于《红楼梦》的思想主旨,由于话题偏大,涉及作者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观、人生观等,报纸刊登得并不多。有限的两篇中,观点差异较大。胡德平《曹雪芹的哲学倾向》(《深圳特区报》12月5日)一文认为贾宝玉最后的归宿并不是皈依佛门,所谓回归原处是指自然、天然的本我、真意之处。他说,曹雪芹和贾宝玉的文化观、哲学观在相当程度上是一致的。“在曹雪芹的笔下,儒释道三家都在谈情,也就是曹雪芹为当时的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水清流。这种新的活水清流,其源头就是庄子、惠能等人的智慧思想。”

而台湾的欧丽娟在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却提出“不要把贾宝玉当成曹雪芹的代言人”。在访谈中,欧丽娟说,“20世纪后半期形成了一种对青春的眷恋和歌颂,一种对爱情、情欲的注重,包含广告和各方面的市场消费,都很容易找到这种彰显”,但贾宝玉的少女崇拜,并不是小说中的唯一观点。她认为,读书“其实是一种了解人生的角度,一种可能性,而世界非常开阔,并不是只有这一种而已”。

5、程乙本的回归

《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向来众说纷纭。钞本与刻本之间的优劣,各个版本的真伪不同,问题纷繁复杂,几乎没有任何定论。阅读哪一个版本,以何种版本为研究对象,几乎是每一位学者和出版社都要面临的选择。年是程乙本《红楼梦》诞生周年,也是亚东标点本问世90周年。由白先勇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先后出版了《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和《红楼梦》程乙本校注版,带动了程乙本《红楼梦》的再次流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是由白先勇在-年于台湾大学《红楼梦》导读通识课的课堂讲义编纂而成,曾经在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此次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内地推出,《文汇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新民晚报》《中国青年报》等系列纸媒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作为一位作家,白先勇奉《红楼梦》为其“文学圣经”,认为它有“解说不尽的玄机”和“探索不完的秘密”。他认为,贾宝玉的一生是一部《佛陀传》,将中国人的哲学,入世与出世的纠结,以“最具体、最动人的人生故事呈现出来”。《红楼梦》是一本在顶点的书,是中国文化到了最成熟、最极致的巅峰而写成的书,其潜意识中,有对整个文化即将倾颓崩溃的预感,是在为中国文化写下“天鹅之歌”。他说,《红楼梦》和《牡丹亭》是复兴传统文化的两个标杆,他愿意用一切来换曹雪芹的灵气。

白先勇认为“情”字是宝玉的宗教,而在别人眼中,“情”字也是白先勇的宗教,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闫晓铮说,“私意以为白先勇先生解说《红楼梦》最大的特色便是其立说之角度。……回归到小说本身,对原文进行抽丝剥茧的梳理”。“他纯以小说艺术、美学观点来评价,充分肯定后四十回出自曹公之笔,且不以庚辰本为圭臬,而是仔细比较两个版本的得失。”白先生之说,可做一家之言,但他对小说的深切体悟则绝对是我们阅读时所应追寻的。而何亮亮则直接将白先勇定义为“天下第一书评红第一人”。

该书出版后,展开了一系列对话讲座的宣传,多家媒体都对此也进行了报道与访谈。6月3日,白先勇与顾文豪、金宇澄和孙逊在上海图书馆进行了主题为“中国文化的天鹅之歌——程乙本校注版《红楼梦》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新书论坛”的对话讲座。白先勇说,《红楼梦》具有超越时代的美感,是中国文学最伟大的小说,有翻不完的密码。从小说结构来说,既有形而上的神话、预言架构,有非常高的哲学思想和象征意义,又有通篇非常写实的架构,好像一幅工笔画一样巨细无遗,是一部中国习俗、仪式、文化的百科全书。

白先勇还特别以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了关于后四十回作者的问题。他说,“我个人愿意相信后四十回是曹雪芹写的。第一,我自己写小说,我认为最难的是人物对白的口语语气。人物前80回和后40回讲话都是相似的,绝对是一个人写的,其他的人物也是如此,口气没有改变。第二,我想世界上还没有什么经典的小说,是两个作者或以上写的,如果两个作者都是一样厉害,那么为什么要托别人的名字写呢?而且高鹗的身份和曹雪芹身份差得很远。后40回里,作者对家世没落、对黛玉之死充满了悲悯和哀悼之情,这一定是曹雪芹对他自己过去的家世和人物的感情,高鹗是没有这样的感情的”。《文学报》也在7月28日刊发了他《我相信红楼梦后四十回是曹雪芹所写》的文章。

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否为曹雪芹原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原著的成分,一直是个没有定论的历史问题。从胡适、张爱玲开始,对后四十回的认同或是质疑就从未停止。针对白先勇对庚辰本与程乙本的比较,孙逊先生表示,其实也有一些例子显示庚辰本的版本较之程乙本的版本更具有说服力的。所以“大家要看两个版本,要一起看,甚至要看更多的版本”。孙伟科认为,“程乙本的洁化和简化处理符合小说抄本递进演化的趋势”,“程本包括程甲本和程乙本,有了后四十回,《红楼梦》才成为一部首尾完整、主题鲜明、情节相连的文学巨著”。

刘晓蕾则明确表示,对白先勇在《细读红楼梦》中热爱程乙本,盛赞后40回的做法十分不解。她认为“重要的不是说出来的部分,而是没有说出来的”,曹雪芹的“文字简省优美,气象万千,往往意犹未尽,他的思想和美学,不是轻易能模仿的”,“蹩脚的作家,总低估读者的智商,酷爱解释”,“而高明的作家,不需过多旁白,他信赖自己的文字,也相信读者”。她还曾经在《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吃货指南》一文中,对高鹗在饮食上缺乏的想象力进行批评,作为后四十回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旁证。

王干也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大大低于曹雪芹的水准。他认为白先勇提出的三个依据都不成立,对古代的著作权有所误会,没有看到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在艺术创作手法和美学追求等角度上的巨大差距。

欧丽娟也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对版本学尤其是后四十回的看法。她认为,“版本学有它的贡献,让我们可以看到脂批本是比较符合曹雪芹生前写作原貌的版本系统,这当然对于文学研究来讲是很重要的前提”,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版本学对于文本分析没有进一步的帮助。“后四十回最主要的还在于结构上提供辅助参考”,虽然“从美感或者艺术的表现手法,还有它所呈现出来的情境,这些和前八十回比是很逊色的”,但“它毕竟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情节描述、人物呈现,乃至于字里行间的氛围都不是前八十回的样子,黛玉过生日没有贵族感,完全是平民的想象。这一点上,后四十回很乏味。

8月24日,《文学报》刊登了由傅小平主持,白先勇、于坚、郜元宝、骆以军、郑铁生、宋广波、袁凌、郭玉洁等人的笔谈,集中而详细地探讨了几位学者对《红楼梦》在版本、思想艺术、作者以及影视改编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首先,对于《红楼梦》的各个版本,存在着阅读对象问题,程乙本是否是“最适合大众阅读的普及本”,要看是从大众欣赏还是小众学术的角度来讲。“大众欣赏与小众学术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等性。”郑铁生认为,“小众学术为红学研究奠定了基石,并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开掘了红学研究的领域。大众欣赏是解读的过程,是潜在的艺术世界,只有通过读者的欣赏,小说才能成为有生命的审美现实。解读的深浅,取决于读者自身的感悟、情感和体验。两者是互动的过程,最终的极致应该是雅俗共赏”。其次,对程乙本在语言的净化问题上,白先勇认为不存在最接近原稿的问题,所以没必要拘泥于哪个版本好的问题,应该对照不同版本整理出相对完善的版本。而宋广波则认为程乙本对语言的净化大大损伤了《红楼梦》的文学性。第三,在后四十回作者的问题上,白先勇实践了胡适提出的“内证”视角,郑铁生认为这一点难能可贵,而郭玉洁则认为后四十回“情节失去铺排,线索混乱,人物仓皇失措,急着直奔结尾。前后对比,更觉得前八十回的作者像神仙一样,精心安排,又了无痕迹”。此外,针对影视改编与原著阅读,梁鸿说:“每一本经典的文学作品,必然是因为其中流动着不同于经验世界和其它文学作品的独特气息——是由作者关于世界的整体感受、性格情感、人物关系、地理世界所塑造出来的,这一独特气息只有通过原著才能感受到。脱离了原著,则容易被简单化或被符号化。”

随后,吴新雷和宁宗一也分别表达了自己对白先勇及其《细说红楼梦》的看法。宁宗一说,学人之间要尊重独立的学术立场,而研究文学离不开想象的空间。去伪存真的考据值得尊重,但不应该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对文本的解读。应该以回归文本为宗旨,把握文学的审美感悟力。特别是,他赞成白先勇选择的程乙本,因为从小说创作构思的角度来说,程乙本的完整性是完整贯穿的,没有偏离作为文化符号的创作构思。

吴新雷也说,白先勇是作家,有创作经验,所以能用作家的眼光看《红楼梦》,用当代新的文学观点、新的美学理论来观照。《细说红楼梦》最大的特点是能细读,专谈文本。他认为,“白先生既尊重庚辰本的地位,又推许程乙本的价值。他指出庚辰本有误笔,是学术研讨,没有排他性。版本之异同是个学术问题,各本之间互有优缺点,见仁见智,可以各抒己见,相互切磋”。

程本与钞本的优劣以及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问题,在红学研究中不算新问题,此次借由程乙本的再次出版,进一步推进了普通读者对刻本与钞本的认识,也推进了红学研究的普及。

6、小说的翻译与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9月11日刊登了一组翻译与传播类文章:唐均的《红楼梦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宋丹的《红楼梦在日本受到的“厚遇”与“冷遇”》和冯全功《阐释与补偿:红楼梦英译述评》。三篇文章分别就小说翻译的历史与现状和日译、英译两种传播较多的翻译,进行了阐释与梳理。宋丹与冯全功两文讲述了《红楼梦》走出国门的遭遇冷热不一,其阐释空间与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与交流也有所不同。在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中,目的语文化背景的相似与差异决定了一部作品被接受程度的深浅。正如唐均所言,“中外文化交流,从根本上说是彼此深层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融合,而绝不是仅限于浅层的物资交易和人员流动……提高《红楼梦》的传播质量,让西方世界完整了解《红楼梦》,更加客观真实地观照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内心世界和哲思传统,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优秀经典作品’走出去’的意义所在”。

与之观点相似的还有《文汇读书周报》在6月19日和《深圳商报》7月6日刊登的两篇文章。《杨宪益的英译红楼梦》一文的作者黄福海同样探讨了一种由文化差异带来的译者在语言文字的理解与翻译策略的不同。“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只是一个迁就当下读者的权宜之计,它应当是一个长远的文化交流活动……译者固然需要考虑到读者已有的知识储备,同时也应该期待读者具有接纳外来文化的宽容。”魏沛娜的《如何让外国读者谈红楼梦就像谈莎士比亚》一文,通过比较《西游记》在国外以各种艺术形式被改写、改编的接受过程,提出谈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资源,特别需要挖掘与当代世界共同推崇的价值观”,在推出好的译本之外,还要通过学术研究拓展文本解读的多元性。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翻译是沟通的基础,同时也需要更多深层次的了解与认同。《红楼梦》既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哲学内涵,又有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思想上兼具古典性与现代性,极宜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因此可以想见,以目前对《红楼梦》的阐释与论述,还有很大的艺术空间值得期待。与之相呼应的便是,在今年的演出市场上与《红楼梦》相关的演出,既有传统经典的昆曲、越剧,也有创新性的英文版歌剧和经过解构重塑的舞台剧,对中国故事的现代解读相当引人注目。

7、舞台演出的相关报道

年,与《红楼梦》相关的舞台演出主要有昆曲、评剧、舞剧、歌剧和音乐舞台剧。《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文化报》《新民晚报》《金融时报》《中国艺术报》等媒体对此有过相关报道。

舞台剧《红楼梦WhatisSex》年12月首演于台北,年香港开票时,创下一个小时内门票售罄的记录。导演林奕华素来以对古典文学的“再认识、再创造、再超越”见长,通过再创造,林奕华给观众的,不是答案,而是一连串的问题。林奕华希望通过四出戏来阅读四大名著,不是文字表象的阅读,而是更深刻的文化阅读。他对经典的解构,是越过时空,对现代人欲望与欠缺的照见。梁盼认为,“与其说林奕华要阐释的是现代人的焦虑,要解构的是每一个人如何补自己的洞,毋宁说他渴望观众能够在他的红楼中消愁解忧,获取至少三个小时的蕴藉与救赎。”马双源在《拆了红楼,释放了梦——评舞台剧红楼梦》一文中说,《红楼梦》这部舞台剧,不是出交待原著故事的戏,而是我们现代人会做的梦。从男性的角度投射出《红楼梦》中人性原罪与宿命轮回。虽然导演自我欲望表达的过于强烈,抽象的台词和演员近乎癫狂的状态忽视了大多数观众的直观感受,但正如助理导演林一泓说:“《红楼梦》书里讲的是我们的梦与我们的共同恐惧。或许更是在讲我们从来不知道怎样面对失去,面对时间。失去是一种得到。当我们失去我们的依恋及依靠时,一个人才会开始感受自己的不同。并且才是一个人开始改变的时候,没有失去就没有改变,改变才能让一个人真正的得到。因为,只有拆了红楼,才能释放了梦。”

《红楼梦随想》是年6月7日,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二十周年,著名大提琴家李垂谊携手香港作曲家黄学扬在内地的巡演,其重头戏便是根据王立平的《红楼梦》改编的《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新民晚报》7月5日刊发朱渊《纯正交响演绎别样“红楼”——底特律交响乐团月底来沪献演新作》一文,《文汇报》8月2日刊发姜方《每次用大提琴奏红楼梦都像是走了很长一段路》一文,均对此进行了报道。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是“全球观众最容易接近的乐团”,《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是根据王立平为87版电视剧《红楼梦》创作的音乐改编的。

昆曲《红楼别梦》是上海昆剧团推出的原创大戏,剧本创作历经11年,由青年编剧罗倩执笔,分《催妆》《分钗》《双祭》《赠别》和《别梦》五场,讲述了宝玉与宝钗在那场注定荒芜的婚姻到来之际宝钗的自处,以及当大观园风流云散之后,宝钗对自己命运的把握。著名闺门旦沈昳丽担纲主演,叶锦添出任服装设计。该剧第一次在环形交响音乐厅进行演出,不仅在题材上别出心裁,舞美制作也回归早期昆曲“明式厅堂”的式样。《文汇报》刊发《“红楼”是昆曲人二百多年的舞台梦》一文,认为这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薛宝钗与贾宝玉的故事”。《新民晚报》8月2日刊登王剑虹的《“素”色照样锦上添花——访昆曲红楼别梦服装设计叶锦添》一文,叶锦添认为,传统戏曲以前很多在野外演出,也没现在的舞台灯光,只能吊几个油灯,所以戏曲服装大都颜色鲜艳,还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但这些从现在的审美角度看来就很难被接受,甚至会被年轻人视为“异类”,把颜色做得“素”一点,才容易被接受。同时,他还认为“想要走上国际舞台的话,传统的东西就不要原汁原味地拿出来,这样人家容易有’防备心’,’他们会很尊重你,但他们不会投入到里面,不会用感情来看你们的东西。用戏剧来讲,就是进不了你的角色。’但同时也不能’全球化需要什么我拿什么出来’,而是应该抓住民族文化中最有美感的部分用一种共通的语言来传达”。

越剧《红楼梦》自诞生到现在已经近60年。年4月19日,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医院去世,《文汇报》刊发邵岭、黄启哲、杨越童《玉兰香犹在,红楼梦已远——追忆徐玉兰》回顾了她年少时痴迷学戏的情形。徐玉兰少年时便痴迷越剧,受京韵大鼓启发,将京剧里高拨子融入越剧,曾被周小燕打趣为“花腔女高音”。《解放日报》刊发《当越剧红楼梦遇上金山农民画》(7月21日)一文,介绍了作为年度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重点项目暨中华文化联谊会重点支持项目“越风画韵——上海金山农民画·经典越剧香港展演”。报道说,“新版《红楼梦》以越剧的经典剧本为依据,巧妙运用乐曲、套曲等艺术形式,借助了舞台美术、灯光造型和歌队等多样化舞台手段,力图呈现宝黛爱情的纯美”,为香港同胞带去一场充满海派文化特色的视听盛宴。

英文歌剧版《红楼梦》由美国旧金山歌剧院制作,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和阿姆斯特朗音乐艺术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引进,年9月8日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始了在华首演。该剧以宝黛钗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折射出大观园的兴衰以及明清社会的动荡。由赖声川导演,盛宗亮、黄哲伦编剧,盛宗亮作曲,叶锦添担任舞美设计,全剧唱词均为英文,音乐中加入了《阳关三叠》《无锡景》等中国音乐元素。歌唱家石倚洁、武赫、石琳等与杭州爱乐乐团、乌克兰第聂伯罗歌剧院合唱团合作。《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文化报》、英国的《金融时报》和《武汉晚报》等均进行了报道。《北京日报》刊发韩轩《“宝哥哥”“林妹妹”用英文咏唱爱情》一文,对英文歌剧版的故事内容、主创团队和改编策略等进行了介绍。《光明日报》说,“让世界听见宝玉的咏叹”。《中国文化报》报道强调这次演出是“以世界的方式回归中国”,《武汉晚报》说这是“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沈阳评剧院的大型青春版古装评剧《宝玉和黛玉》7月4日在盛京大剧院演出,以“初见”“共读”“赠帕”“葬花”“定计”“焚诗”“祭奠”等为中心环节,将《红楼梦》中的复杂结构变成以宝黛爱情悲剧为枢纽和归依的简单清晰明了的脉络线索。《辽宁日报》刊发刘恩波《古韵新声里的艺术探索——我看评剧宝玉和黛玉》一文认为,“这是化古为今推陈出新的一次可贵尝试,是文学和戏曲充分对接融合而成的精神佳作”。从戏剧的故事情节走向看,《宝玉和黛玉》的编剧大刀阔斧地整理出“初见”“共读”“赠帕”“葬花”“定计”“焚诗”“祭奠”等中心环节,将《红楼梦》中的复杂结构变成以宝黛爱情悲剧为枢纽和归依的简单清晰明了的脉络线索。“《宝玉和黛玉》之所以能吸引观众的目光,在于它追求意境意味,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融会、贯通与化合。”

舞剧《红楼梦》是陈爱莲从艺六十五周年的经典之作,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分黛玉进府、共读西厢记、宝玉挨打、大观园赏花,黛玉葬花、王熙凤设计献谋、宝玉被骗成婚、冷月葬诗魂,黛玉焚稿、人鬼情未了,宝玉出走等8幕。《中国艺术报》刊登牛萌《来自舞者内心的生命力量——观大型古典舞剧红楼梦有感》一文,表达了对陈爱莲坚守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的崇仰。特别是“在舞剧第三场《黛玉葬花》中,陈爱莲的舞姿并不仅是技艺的炫耀,相反,通过舞蹈的塑造,她的舞蹈生命好似彩绸飞舞一般绚烂夺目”。

此外,《中国文化报》还刊登了胡克非《醒木一响客自来》和郑洁《廊坊戏剧谷:此处“只有红楼梦”》两篇文章,对由《红楼梦》引发的听书热和即将诞生的大型戏剧公园“只有红楼梦”表示了与期待。《文汇报》刊登李婷《孙温绘全本红楼梦:清代画家36年心血之作,多个人物跃然纸上》(4月6日)一文,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翻拍重印的大开本《梦影红楼:旅顺博物馆藏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一书进行了详细介绍。

8、关于87版电视剧三十周年纪念的报道

87版电视剧《红楼梦》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不仅专门创作了大量歌曲,设计了套戏服,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形象,还建成一座仿古园林,并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年距其开播恰好三十年,以之为主题的系列报道也成为今年的热点之一。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在年初刊登伊璐的《以产品传递文化“复原”红楼梦生活》(3月24日)一文,对87年版《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在互联网众筹平台摩点网发起的“,我们的红楼梦——87版《红楼梦》30周年纪念活动”的众筹项目,进行了报道。《解放日报》刊发陈凯姿的《最后的聚首》一文,讲述了由此引发的各种质疑、讥讽,以及欧阳奋强坚持众筹举行《红楼梦》开播30周年纪念会的过程。这一做法最终的成功,也证明了经典的价值,是对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情怀的肯定。

《中国文化报》连续刊登了赵凤兰的《一朝入红楼,终生梦不醒》(6月12日)、《87版红楼梦为何成为经典》(6月30日)两篇文章,对87版电视剧在制作过程中脚踏实地、精心描摹一个时代情怀的精神表达了敬意。她说,“87版《红楼梦》的创作者身上所蕴含的对艺术的理想主义情怀是当下文艺人的稀缺品质。”“所谓经典,是它在某一刻以某种方式撞击了你的心灵,然后不可复制。它的产生,无不是心血、热情、兴趣、执著的体现,是耐心、用心、尽心、细心、匠心酿造的果实,是编创人员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的浇灌。”

《兰州日报》刊登陈敬刚《依托“宝玉挨打”探讨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纪念版《红楼梦》开播30周年》(6月18日)一文,从“宝玉挨打”入手,分析了《红楼梦》的艺术结构,以此表达对87版电视剧开播三十年的敬意。

8月10日,87版主创人之一、著名演员欧阳奋强携新书《,我们的红楼梦》在“南国书香节”签名售书。《南方日报》刊登毕嘉琪《“宝哥哥”致敬87版红楼梦》(8月11日)一文,介绍了这本新书所承载的回忆与意义。

《海南日报》王一冰发表《红楼梦一部写给朋友圈的书》(8月14日)一文,认为版电视剧《红楼梦》作为中国的文化符号,早已铭刻在很多人的心里。

此外,由湖南广电中心打造的小戏骨版《红楼梦之刘姥姥进大观园》7月底在河北正定县荣国府正式开拍,并于国庆期间在湖南卫视和腾讯视频播出。剧本选取刘姥姥这条线索,从她进入贾府,为大观园中人打开一扇了解穷人生活的窗户开始,到贾府落魄,刘姥姥解救巧姐结束,既体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又表达了对刘姥姥知恩图报精神的赞扬。剧作从人物造型、服装设计、语言对白等,都明显模仿87版电视剧。该版播出后,在湖南卫视收视排行第一,腾讯视频播放量1.6亿次,豆瓣评分9.2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对87版电视剧经典性的一种肯定。

不过,87版电视剧的成功并非没有局限,特别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与创作环境在今天已经不可复制。《新民晚报》刊登徐佳和、戴锦华和毛尖的座谈《当文学是名著,影视改编就成了悖论》,其中戴锦华表达了自己清醒的立场。她坦诚地指出,就算是有个性的导演也未必与文学原著有着深切成功的对话关系,采用大段大段的字幕,“是最低端的电影手段”。经典文学改编电影有认同心理学问题,不是一个故事的传递,而是一个媒介的翻译和转换。

9、书评

本年度在报纸媒体上有五篇书评:

《解放日报》1月6日刊登施晨露《经典以“流行”方式营销,靠谱吗?》一文,对去年年底火爆一时的青春版《红楼梦》有所批评。《文艺报》5月24日刊登吴平安的《为红学再添一抹殷红——读朱增泉红楼梦诗词全钞》一文,认为朱增泉对红楼诗词从宏观具体到每一首诗词的艺术赏析,极有“科学性”原则。《文汇读书周报》7月3日刊登刘玉伟《月旦评中有至公——评红楼梦人物论》一文,对李希凡先生在《红楼梦人物论》中对小说人物进行的品评臧否,特别是在结构铺排中的呈现非常认同。《人民政协报》10月23日刊登吴湘洲《四十春秋解红楼——林方直先生奇文史笔红楼梦序》一文,介绍了作者和林方直先生的交游,以及林先生40年研究《红楼梦》的治学方法、学术态度与风格。

二、新闻自媒体

从最初互联网的兴起到现在,尽管天涯论坛等传统论坛平台依然存在,书话红楼的板块里每天的帖子依然有更新,但相比起、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以及今日头条、腾讯新闻、一点资讯等聚合平台,论坛显然已经人气不再。当然,在这些论坛中,依然可以见到一些历史史料与小说文本间天马行空的想象,跟帖数依旧保持一定热度。根据一项由进行的调查,有26%的人通过纸质书籍获取相关知识,20%的人通过网络自媒体,19%的人通过影视作品,10%的人通过专家讲座,通过论坛/BBS的人最少,只有2%。对纸质书籍的依赖较往年有所增加,似乎显示出读者对学术研究媒介稳定性的信任回归。

相对于论坛/BBS、博客甚至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平台在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上更令人。除了已经为人熟知并拥有一定度的媒体,本年度个人和地方学会运作的较以往增加不少,内容良莠不齐,有部分个人原创,也有以蒋勋、白先勇讲解红楼梦的有声推送。如“聆听红楼梦”、“蒋勋细说红楼梦全集”和“红楼梦鉴习社”等都以推送蒋勋细说红楼梦为主;“红楼梦读书会”,虽然推送内容以古典文学为主,但与《红楼梦》关系不大。

以《红楼梦学刊》为代表的期刊在经过早期依靠学术期刊长期积累的内容与度之后,逐渐形成既不同于要求严谨有据的学术标准,又不同于以往论坛的随意风格,有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编辑设置一定标准,可以定期针对某一话题进行深度讨论,从而产生通俗但带有一定学术性的内容。以《红楼梦学刊》为例,本年度陆续推出的“宝玉挨打”、“黛玉葬花”、“宝黛初见”、“刘姥姥进荣国府”、“顽童闹学堂”、“贾瑞和王熙凤”以及“秦可卿”等主题,推送刊发的稿件可读性大大增强,也更适合移动客户端轻松快速的阅读方式。

根据调查统计,在份调查样本中,90后占42%,是群体数量最多的人群,阅读次数在3到5次的人有37%,20%的人烂熟于心,30的人对文本赏析感兴趣,其次是艺术改编和红学探佚(13%),红学索隐有10%,有20%的人参加过专家讲座,13%的人去博物馆参观过,10%的人看过舞台演出。

已经拥有一定度的依旧受到更多,如“红迷驿站”、“芹梦轩”、“红楼梦研究”、“红楼梦书迷”、“红楼梦新证”等。新注册的从内容上依旧侧重对文本的赏析与阅读,但自我色彩更加鲜明,有不少以推送个人化解读为主。如“红楼梦水中书”以推送词曲戏曲、影视改编、文本细悟等内容为主,“红楼梦与古典文化”以推送作者对《红楼梦》前八十回人物专评为主,《文汇报》专栏作家刘晓蕾的“刘晓蕾的红楼梦”也有很多相关内容。

此外,云南省红楼梦学会、邓州红楼梦研究、鞍山红楼梦学会、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四川省红楼梦学会、红楼梦文化经济研究会等地方社会性团体也开始的运营,所推送内容兼及小说研究和地方学会的工作报道。

鉴于《红楼梦》的经典性和普及性,与之有关的内容在如《明清小说研究》等相关期刊中同样存在,其他读书类、教育类、文化类的公众平台上也十分常见,如《文汇读书周报》《新京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大家》等。此外,一些高校教育平台也根据课堂授课内容,推出系列内容,如“蓝山咖啡withmilk”将本科课程“红楼梦精读”按照时间长度分割后陆续推送,通识联播、京师读书会等中也常常看到《红楼梦》的相关文章。

三、演出与展览

本年度与《红楼梦》相关的展览不多,列举如下:

1、4月21日至6月21日,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展出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以程甲本为代表的《红楼梦》。

2、9月2日,在石家庄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之际,河北正定荣国府推出谭凤嬛《红楼梦》主题画展。

3、9月29日,“绘影红楼——清·孙温《红楼梦》绘本特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展期至11月26日。本次展览精选全套《红楼梦》画册中近帧,展示了《红楼梦》原著的完整故事情节,以及画家的精湛笔法。

本年度舞台演出既有传统剧种如昆曲、评剧等,也有歌剧、舞台剧等西方戏剧形式,兼具现代与传统,对《红楼梦》的戏剧改编有积极探索。鉴于前文已有报纸报道,此处相同之处省略。

1、舞台剧《红楼梦WhatisSex》4月21-23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5月19-20日在上海文化广场结束巡演。

2、著名大提琴家李垂谊携手黄学扬自6月7日起在武汉、上海等多地巡演《红楼梦随想曲》。8月1日,李垂谊与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合作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11月30日与德国钢琴家奥利弗·特林德合奏,再次登陆东方艺术中心。

3、7月21日,“越风画韵——上海金山农民画·经典越剧香港展演”活动在香港拉开帷幕。

4、8月3日至4日,《红楼别梦》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首演。《红楼别梦》进入音乐厅,是中国戏曲在音乐厅演出的一种尝试。

5、9月8日,英文版歌剧《红楼梦》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始了在华首演。随后,该剧开启在中国的巡演,先后在9月16日的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9月22日的武汉琴台大剧院开演。

6、9月14-16日,北京民族宫大剧院连续三天上演舞剧《红楼梦》,将中国传统舞蹈与西方芭蕾舞、现代舞元素结合,将中国古典名著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给观众。

7、10月30日沈阳评剧院演出大型青春版古装评剧《宝玉和黛玉》在辽宁省文化节亮相。

四、年度活动与大事记

1月22日,著名文史专家、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去世。

4月10日,“文化自信学术报国——冯其庸追思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

4月19日,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医院去世。

4月30日,广西《红楼梦》读书会成立。

5月13日,中国红楼梦学会与惠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一卷红楼万古情——冯其庸先生追思会”。

5月16日,由中国著名导演王潮歌创意构思,新奥文化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只有红楼梦”特大型戏剧公园启动仪式,在恭王府葆光室举行。

6月3日,贵州省红楼梦研究学会和贵州理工学院联合主办的贵州省第十届《红楼梦》青年论坛在贵州理工学院隆重举行。

6月18日,“中国邓州红学会第三届《红楼梦》(薛宝钗)读书竞赛大会”在河南邓州举行。

6月24日,“韩国红楼梦国际学术大会:中韩红学家对话”在韩国首尔举行。

7月1日,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联合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在总图举行“马来亚大学红楼梦资料中心”成立典礼。

7月2日-8月6日,“京华何处大观园——恭王府与《红楼梦》”系列讲座在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举行。讲座分六讲,分别由张庆善、胡文彬、郑铁生、赵建忠、石中琪主讲。

7月28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南宁涵芬书会与广西《红楼梦》读书会,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南宁书店二楼联合成功举办了《红楼梦》读书线下活动。

8月5日,“四川《红楼梦》研究高峰论坛”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

9月3日上午,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红楼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正定县荣国府举行。

9月9日,云南省红楼梦学会第一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

9月13日上午,红学家邓庆佑先生的著作及藏书捐赠仪式在其原籍江西省萍乡市图书馆举行。

11月17-20日,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主办,《红楼梦学刊》杂志社、韩江文化研究会承办的“年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11月18日,著名红学家裴世安去世。

11月25日晚,第二届贵州省大学生“红楼梦”戏剧小品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贵州理工学院逸夫大礼堂举行。

12月13日,“红楼诗心——林冠夫先生追思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五会议室举行。

12月15-17日,“京津冀红学高端论坛暨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

五、小结

与往年相比,年报纸刊发的文章数量继续减少,而网络自媒体的数量继续增加。除了媒体之外,爱好者通过、微博、直播等方式自发组成的粉丝团体也是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方式。

随着各种讲座与交流的增加,学术普及程度比以往要好,学术获得认同的范围也有所增加。普通读者对版本家世、文本分析以及红学探佚与索隐的认识,渐趋理性。虽然依然有各种离奇的说法,但总体而言,对小说的普及性阅读和学术性思考,都比以往要高。

特别是在《红楼梦》的艺术改编方面,对原著的解构与创新更多,不再局限于对原著亦步亦趋式的跟从,开始思考作品的现代意义,并寻找合适的方式表达。解构式阅读是两种文化跨越时空的交流,虽然难免冲突,但却是一种深度思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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