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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邓小平是八大后的新任总书记。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反击 右派是一场“大战”，那么，邓小平则是这场“大战”的前线“总司令”。从《中国搜索》得知，他还是党中央反右派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为副组长。 从《邓小平年谱》披露的事实来看，说他是反右派的前线“总司令”，并非虚言。 7月4日，在书记处召开的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单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学校负责人会议上作《整风反右派报告》的是邓小平;7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电话会议上作《整风反右派报告》的，也是邓小平;7月12日，书记处召开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会上作《关于当前整风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报告的，还是邓小平。 党中央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整风运动和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具体部署”。而在此次重要会议上，从开头的《整风反右派报告》，到闭幕会上《总结发言》，邓小平一人独揽。 《邓小平年谱》清楚表明，邓小平新任总书记后，年这一年4月开始，全力以赴地抓的工作，就是整风反右派。真是不唱天，不唱地，单唱一本反右“香山记”。 据统计：从年6月到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书记处会，共计43次。而研究反右派问题多达37次，月均5次还多。其中：专题研究整风反右派共20次;专门听取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关于整风反右汇报有9次;主要研究反右派，也涉及其他的有8次。而专门研究其他工作的仅仅只6次。这就说明，邓小平及书记处57年主要是集中精力主持、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其他工作管得较少。 不无遗憾的是，邓小平所主持书记处“研究”或“听取汇报”反右派37次有关反右派会议，《邓小平年谱》只有二次解密过邓小平的几句话，其余的35次会议，对邓小平的思想、指示连半个字也没披露，把邓小平“编辑”成只主持，不说话的“哑巴”! 邓小平还分管中央宣传口。诸如，5月21日下午，就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报刊的宣传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要组织力量搞几十篇东西，由《人民日报》放出去。”(《邓小平年谱》，第页) 此外，邓小平还先后出京到东北三省、陕西、四川、山东等省市，在党员负责人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只不过，邓小平反右派这“三把火”太大太猛太烈，“烧”出右派多达55万，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反右派的扩大化，主要是他没能搞好，搞砸了，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至于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其《年谱》对反右记载极少，无法置评。 (五) 凭什么说反右派的扩大化是邓小平搞砸的呢?事实依据如下： 事实依据一：邓小平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理应坚决贯彻、落实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方针政策，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但他主持的书记处，无论是专题研究“整风反右问题”，还是专门“听取反右派汇报”，实际上却是把毛泽东的重大方针、政策，置于不顾。 《邓小平年谱》表明，年6月到12月，他主持召开书记研究反右派的会议达37之多，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密锣紧鼓的反右会上，却从未见把毛泽东所提出的反右派的重大方针政策、政策界限提到桌面，商讨过，研究过。 就拿毛泽东6月29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加写了一条极其重的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易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据此，凡是划定右派，就得既要有“右派言论”，又要有“右派行动”，缺一不可;而只有“右派言论”，并无“右派行动”，则属人民内部矛盾，“与人为善”地进行批评帮助。这就明确规定了有过“右派言论”的人与右派分子的原则界限，就在于有无“右派行动”。 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界限! 如果照此办理，那么，真正的右派就定会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了。 令人惊讶的是，《邓小平年谱》表明，他却对此竟置若罔闻，不研究、不讨论，不贯彻，不执行。就算持不同意见，那也未见报告毛泽东。这究竟是为什么? 又如，毛泽东尖锐提出的反右应防止扩大化，“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此点必须注意”，邓小平是不是“稍微注意”过呢?从《邓小平年谱》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毛泽东还将北大教授傅鹰树为“中右”标兵，以便于“准确地鉴定”“中右”与右派的界限。邓小平为何不通告全党照此办理? 凡此种种，不亦而足。 不仅如此，邓小平连自己经手制定的重要政策也不坚决贯彻、执行、落实。例如：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邓小平在原稿对自然科学家“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句后加写了：“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邓小平年谱》—(下)，第页)这是中央保护自然科学家“过关”重大决策!结果表明，他并未认真贯彻，坚持到底，致使多少自然科学家蒙冤成为“右派”，使党如此重要指示沧为一纸空文。 事实依据二：邓小平在领导和指挥反右派的斗争，一股劲强调“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对客观上已经出现的反右扩大化，“火上加油”，使之愈演愈烈! 无庸置疑，毛泽东是反击右派的始作蛹者，并强调不打好右派的“大仗”，社会主义不能胜利。但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着力防止扩大化。从开始提出反右“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到“深入挖掘”期间，强调“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直至反右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又明确警示，“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 但邓小平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的反右斗争，却同毛泽东相反，始终认定“右倾情绪”是主要危险，一股劲地反对“右倾情绪”、“温情主义”。 7月8日，邓小平在书记处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党委电话会议上作的整风反右派报告中提出，反右派运“现在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另一方面必须充分揭露事实，坚持说理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的方法”(《邓小平年谱》_(下)第页)应当承认，在运动伊始提出“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尚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到57年9月1日，全国已经打出右派总数人，“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约三千余人”，已是明显地扩大化了，而邓小平却一如既往提出并批判反右派斗争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下不得手”。这就是他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年谱》未见报批)提出的：“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得手。有些单位甚至因此影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和展开。”(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页) 9月2日，邓小平审阅周总理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本是毛泽东同意的党中央关于保护自然科学家“保护过关”的重要决策，却在一开头就强调：“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严肃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温情主义。”(转引自李晨主编：《共和国史记》，第——页) 直至9月22日，全国反右派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邓小平在向八届三中全会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仍然着重地提出“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他说：“应当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页) 这里顺便指出，《邓小平年谱》的编者大概感到，邓小平此时还首先强调“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有些不妥，就做了点手脚，删去“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这句话，不打引号，写成“我们应该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邓小平年》_(下)第页)。这样一来，邓小平就着力于反对“打击面过宽”的危险了。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 在这里，邓小平虽然罕见地提出“但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的危险”，但那是放在“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之后，显然仍是把“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放之首位。 可见，邓小平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面对着反右派已经扩大化的客观实际，还是一股劲地着重“反对温情主义”、“严重的右倾情绪”，强调决不能“惋惜、心软，下不得手”，这就理所当然地对原本日益严重扩大化，不断“脚踩油门”，火上加油，反右扩大化自然愈演愈烈，“化”成“泛滥无归”! 应当看到，在指导思想上，究竟着力于防止和反对什么倾向，必须切合客观实际。如果客观上已经扩大化了，还着重反对“右倾情绪”、“温情主义”，反对“惋惜、心软，下不得手”，明明是“左”还去反右，那还不是南辕北辙，越反越“左”，越反越“扩大”? 事实依据三：邓小平面对反右扩大化已经愈演愈烈的客观实际，始终没有觉察，没有发现，没有批判，没有报告，甚至否认。 邓小平处身反右的前线，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按说，对反右运动中日益严重的扩大化，理应接触最多，发现最早，看得最清。但《邓小平年谱》表明，他主持那么多书记处反右会议，却从未明确提出过扩大化问题，必须纠偏。当然，就谈不上向毛泽东报告了。如果报告了，而毛泽东不予理睬，甚至顶了回来，那么扩大化的主要责任就在毛泽东了。 这是因为，刘、邓实际上是完全无视，甚至否认客观上确实存在着的严重扩大化问题。 57年9月三中全会前，全国已划右派人，从文革后的改正来看，已严重地扩大化了。毛泽东9月22日在同出席三中全会若干大区负责人谈话中，头一条就尖锐地提出：“(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里严肃地提出反右派是不是出现了扩大化?会不会又要“纠偏”、“翻案”?强调“审批时要注意”，是对第一线的刘、邓敲响了警钟。 那么，刘、邓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时过22天，刘、邓在10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通知中，对毛泽东作了回应。《通知》是这么说的：“全国批右派的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页) 如此肯定“两个一般”，岂不是根本否认了反右派在客观上已经发生的严重扩大化?岂不完全否认以后会有“翻案、纠偏”的可能? 难怪，反右派运动与过来历届政治运动不同，无须在运动后期对所打右派来一个认真“落实、甄别、定案”阶段，让群众运动中的错误，在群众运动后期得以纠正。 事实依据四：刘、邓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本身就不标准，扩大了。 无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反右《标准》，至关重要。 毛泽东反复指明：右派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这就是“二条主要标准”。他在《正处》中曾提出过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主要的也是这两条。 应当看到，刘、邓制定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一些很好政策规定，诸如，下列六种情形之一者，“不应划为右派”：“(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页)。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刘、邓又在《标准》上“扩大”了。这就是他们在《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不恰当地另增了第6条标准，即“(6)为犯了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者，“应划为右派分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页)这就易于把划定右派的政治标准，即根本的政治立场，扩大到同情右派，与右派关系密切的人。 诚然，毛泽东也强调划定右派，要有“右派行动”，但此种“右派行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与对右派的同情，“拉关系”，是不能同混为一谈的。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反右扩大化如此严重，自然会引发一些根本政治立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的正直的人，对错打的右派表示同情。增此一条“标准”，很多同右派关系密切者就难免于不株连成了“右派”了!。 再就是划定右派的时间界限”。早在8月18日，毛泽东明确规定“在时间界限上，应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 而邓小平却提出：“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范围限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重点放在大鸣大放时期”(《邓小平年谱》—(下)第页)，这样一来，就把划定右派的“时间界限”，从57年4月以后“鸣放以来”，前移到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殊不知，反右派在时间界限上，延伸一年半载，又会使多少人被错打成右派! 事实依据五，刘、邓竟然明文规定，“中右分子”即使被错打成了“右派”，也不要公开改正。 毛泽东在8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深入开展右派斗争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深挖的阶段，“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在这里，他看到了反右派的主要危险，最容易出在混淆“中右分子”与右派分子的原则界限，把“中间偏右分子”错划成右派，以至“泛滥无归”。在反右派的指导思想上，究竟是“防扩”，还是“搞扩”?关键也就在这里。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竟然明文规定，即使“中右分子”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不得公开改正。 这就是通知说的：“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应该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页) 这样的霸王规定竟然通令全党! 这同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有反必粛，有错必纠”的原则、方针，真是南辕北辙!试问：明知“中右分子”错划成了右派，那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什么不按实事求是公开“改正”?所谓“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难道不是强词夺理?既然“不够右派”，又“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头上也就没有“帽子”，又何来“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再者，如此的“内部改正”，对被冤曲为“右派”的“中右分子”本人、家属，乃至对广大群众，有什么实际意义? 明明“中右”错划成了“右派”，尚且如此，自然遑论其他了。 因之，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反右运动没完没了，只见“大大地反”，只见“处理”、“处理”，未见后期“落实、甄别、定案”，还哪能不造成反右扩大化，“泛滥无归”! 事实依据六、邓小平无视毛泽东的部署，没完没了地“大大地反”右派。 毛泽东多次指出：整风反右运动有放，反，改，学“四个必 经阶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页》)明确指出：“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反击右派总要告一段落嘛!”并具体规定：“改”的阶段，“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二个月”;至于学的阶段，“当然不是二个月了。”(同上书，第页);以此推算，毛泽东的本意，“反”右派阶段也就大体搞到元旦前后。他在57年9月的三中全会的讲话，论及反右派的进展时，还特别指明：整风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呢?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已上了正轨，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毛泽东文选》第5卷，页) 这是毛泽东关于整风反右的“路线图”。 如能照此执行，在元旦前后果断结束反右派，转入整改，全国少错划右派数肯定是以十万计呀! 然而，刘、邓在第一线实地领导和指挥的反右派运动，却离奇地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屑一顾，我行我素，没完没了地“大大地反”右派，迟迟一肯收场，以至于在《邓小平年谱》里，反右派只有开始之日，查不到结束之时。要不是在中共党史里说到反右派至58年夏天结束，全国右派总数为30万人，天晓得反右派是何时结束的! 于是，邓小平领导和指挥的反右派运动就俨如脱缰野马，肆意奔跑，没完没了，显现得确乎十分“诡异”。 按照薄一波和原统战部干部局副局长胡治安提供的数据，57年9月8日三中全会以前，全国已划右派共人。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总数会达15万。但至58年夏反右结束时，全国划定了右派却为30万。而年12月统计，又增至43万人，至年上升为45万之多。79年“改正”竟达55万! 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三中全会前，9月8日的统计，全国右派总数为人，毛泽东审改、过目过统战部8有8日报告中估计“全国约要十万右派分子”，为何三中全会“透底”就上升成15万?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毛泽东57年三中全会上已经指明反右派“已上了正轨，许多部位单位已经结束”，无须“大大地反”了，为何到58年夏天反右派结束时，全国“反”出的右派已达30万，是统战部“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的3倍?比之三中全会“透底”的15万番了一翻?又为何58年夏天反右派已经“结束”了，而各地还在“大大地反”，到年底全国又新打出右派13万，使全国右派总数高达43万?， 特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直至年4月中央关于改正的“11号文件”下达时，全国右派总数仍说是45万，为何最后“改正”的结果，右派总数居然多达55万人，竟冒出了10万“黑右派”? 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规定了一条：“胸中有“数”。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心中无数，结果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页)邓小平这位反右派的前线“总司令”是不是就是这样?如此“心中无数”，结果“泛滥无归，丧失同情”，也就是自然之理了!r总上可知，刘、邓在第一线主持工作，邓小平作为反右派的前线“总司令”(不是什么“积极分子”)，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反右派斗争，没搞好，搞砸了，对反右派的扩大化，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这是不是比较合乎历史的真实? (六) 窥斑见豹。 这里还借”两个“旁证”，即中科院和中央党校的反右派，进一步地具体地看看毛泽东是不是反对扩大化，而邓小平则是不是在搞扩大化。 张劲夫今年8月去世，人民网等网盛传他57年反右派直找毛泽东，要求保护科学家，留下一段佳话。事情是这样的： 57年6月9日，中科院的华罗庚、童第周和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等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要求争取科学研究自由。7月初，反右斗争开展后，他们首当其冲，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宣传口是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的。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只好斗胆直找毛泽东，要求保护科学家。他在接受刘振坤采访时这样回忆：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亲自找到毛主席本人。我认为那样搞，中国科学院就搞不下去了，我很难工作了。我找到毛主席，讲的是很简单的话——讲多了不好，毛主席老人家那么高水平，要批评我啦。我说：“毛主席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我们中国有句话：‘物以稀为贵’呀!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科学家呀，科学家人很少哇!要培养新生力量。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就很难实现。” 毛主席听后说：“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所以，后来‘宝贵的财富’一类的话在文件上、报纸上也有了。这个意见是我们党组研究过的。但不经过毛主席同意，我们不敢改变中央的一套做法。那个时候调子越来越高哇! 我先跟毛主席谈了，毛主席让我到书记处谈，书记处当然同意我的意见了。小平同志说：‘你们科学院党组代我们书记处起草一个中央文件,由中央发给全党。’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界，因为社会科学界太复杂了。这样让科学院起草，起草工作也是老杜他们几个人搞出来的。上报书记处,书记处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它划清了几个界限。比如,规定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当时有钱学森等好几百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有的经过斗争，也就是吃过苦头，东西都没收了，才得以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这几百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说，这些人不参加运动，文件里有这么一条，他们从国外刚刚回来，国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让他参加反右派?如果参加，不是要把他们吓坏了吗?其他人还怎么敢回来呀?……在方法策略上，文件规定谈谈而不批，对平常讲的一些错误意见的，谈谈话就算了,个别谈，不参加会。 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其中指出：“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有了这个文件，中科院大部分老科学家得到保护。比如电子学专家马大猷在科学院安全过关，和他情况相似的孟昭英在清华大学就被打成了右派。钱伟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我找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交涉，不划他右派，蒋坚持要划，就保不住了。 当时反右运动由地方党委领导，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不在北京，文件规定院属单位的科学家划右派必须事先经院党组同意。金属研究所在沈阳，搞金属内耗研究的专家葛庭燧，当时所党委书记向沈阳市委书记汇报了他很多言论，定他为右派，要宣布了。张劲夫听说马上坐飞机到沈阳。他跟市委讲，中央有文件的，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的科学家我要负责啦，我们科学院不同意给他划右派，我不同意!态度坚决，让葛庭燧过了一关。 张劲夫回忆：“在这次运动中，全院后来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划了右派，其他都保护住了。青年科学家中有几个带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也有左的思想，想对青年严一点。”(《瞭望中国》总字第期) 众所周知，中科院这个我国科学家群集的地方，在全国反右派“泛滥无归”的大气候下，唯独这里的科学家除了个别都保护住了。因为张劲夫敢于直找毛泽东，提出旨改变当时“中央的一套做法”的主张，保护科学家，而毛泽东也居然支持和批准中科院的正确主张，并且表扬了张劲夫：“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正是凭着毛泽东的首肯和中央的指示，中科院“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被打成右派，其他都保住了”。 这个事实表明，毛泽东在反右派时很能听取不同意见，支持张劲夫敢于改变当时“中央的一套做法”，反对扩大化。 这是多么宝贵的经验! 如果中科院的宝贵经验能推广全国，如果中央“保护科学家”的指示能在各地认真贯彻落实，那么，全国自然科学界还哪能有什么扩大化了! 然而，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为什么毛泽东意见、中央指示在中科院外就不灵呢?为什么著名科学家还兼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的钱伟长，在清华被打成右派，张劲夫去保就硬是保不住? 看一看邓小平怎么直接领导和指挥中央党校的反右派斗争就再清楚不过的了。 杜光在《炎黄春秋》年第9期上发表了《中央党校反右派的内幕》，具体而又生动地说明了邓小平是怎么指导中央党校的反右派斗争的。 “年6月19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讨论中央党校和卫生部“整风反右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副校长兼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列席这次书记处会议。会后，他们已感到中央党校学员中开展反右斗争势在必行。 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在7月初决定把普通班学员王谭、徐盈二人作为反右对象来批判。在杨献珍、侯维煜的思想上，对普通班、新闻班这些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干部，还是采取尽量保护的态度的。” “7月22日，中央党校向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四名学员的材料，其中初步确定划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王谭(入学前是《广西日报》代理副总编辑)，徐盈(在建国前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地下党员，入学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另外两名学员，因同情社会上的某些右派言论，被认为有右倾错误思想，应当适当批判，但不划为右派。杨、侯称之为“标兵”：一个是肖鲁，入学前是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另一个是王善玲(女)，入学前是劳动部的副司长。” 这里说明，反右派开始后，中央党校还是对老干部采取“尽量保护的态度的”，只初定王、徐二人为右派，而把有过“同情右派言论”肖、王作为“标兵”，只批错误，不划右派。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只是出乎意料，中央党校的这种决定迎来的是邓小平的一顿批评。 “报告上送后，7月24日邓小平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侯维煜中央高级党校和财政部汇报。在谈到肖鲁时，邓小平说：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倒过去了，那怎么行?他还说：你们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反右刚开始，你们的思想不要右倾啊!” 这里，人们难于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这么武断“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凭什么说肖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倒过去了”?为什么要警告中央党校领导“思想不要右倾”? “邓小平的指示，杨献珍、侯维煜别无选择地要执行”。便于“8月17日党委第48次会议初步确定，在全校各部班学员中划9人为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王谭、徐盈、赵节、高朗)，新闻班2人(尤力、姚北桦)，师训部3人(龙纯璋、沈锐、黄维忠)”。 这里请看，中央党校在受到邓小平警告“思想不要右倾”以后，被迫将学员中的右派从2个增到9人，满以为能过得书记处这一关，却不料受到书记们更严厉的批评。 “8月23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开会，讨论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反右问题，杨献珍、侯维煜应召列席。出席会议的书记们批评了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的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像一个共产党员。”彭真则在插话时说：现在不是肖鲁是不是划右派的问题，而是你们你们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这里表明，中央党校和书记处在肖鲁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像肖鲁这样为数不少有过右倾错误言论的人的问题。中央党校将肖鲁立为“中右标兵”，实践证明是“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而邓小平则第一次报来材料就将其“划为右派”，树了个“右派标兵”，再加上彭真式的政治高压，中央党校的反右扩大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央书记处的强大压力下，杨献珍、侯维煜不得不对高级党校的反右运动作出新的估计和部署，但他们在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在8月28日的党委第51次会议上，杨献珍说：‘右派要搞，但面不要太宽，既要从严，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气。’但是，既然像肖鲁这样的“标兵”已被突破，那么其他情况相似的学员就不得不跟着倒霉，在雷霆万钧的政治压力下，丁景才和师训部学员陈友伟(原为华东师大讲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于9月16日、19日相继自杀。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学员杨赓(原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又自杀身亡。这些不幸事件丝毫也没有影响波涛汹涌的反右狂澜运动的车轮。” “至12月4日，杨献珍代表校党委向全体学员作了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共有63名学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的名学员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闻班5人，师训部34人。这些人全部都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则回原单位处理，一般受到降级降职处分。学员反右结束时，工作人员的反右斗争也已基本结束，共有27名教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作者杜光自己在内—引者註)。但参加学员整风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集中反右补课，到年4月才结束，结果又有5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职员中共划右派分子32人，占参加运动的干部总数人的6.4%。” “年春节前后，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胆识和大无畏精神为全国55万余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级党校学员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无一例外地得到改正。”(杜光：《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炎黄春秋》年第9期) 由此可见，中央党校的反右派，从2个扩大化到9个，再从9个严重扩大化成95个的过程，清晰地表明完全是邓小平的政治高压下造成的严重恶果。这是邓小平领导和指挥全国反右派造成扩大化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张劲夫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敢干“改变中央的一套做法”，保护住了中科院的科学家，那么，邓小平则一如既往在中央党校强行贯彻“中央的一套作法”，使中央党校杨献珍要“保护老干部”，当然保不住，造成了扩大化。 中科院和中央党校的反右派斗争，反差如此鲜明、强烈、尖锐! 由此人们不难看清，全国反右派斗争，究竟是谁在搞扩大化?究竟是谁应当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应当是很清楚的。 来源：红歌会网点击页面底部蓝色字“阅读原文”，访问东博书院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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